首页短线杠杆 “破产国家”迎来左翼总统：斯里兰卡变天的双重内情
导读：9月23日，左翼政治家阿努拉·迪萨纳亚克宣誓就职，成为斯里兰卡新一任总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首次在斯里兰卡当选总统。在过去五年中，斯里兰卡的政治与经济发生巨变。2019年选举中，迪萨纳亚克首次参加大选，仅获得3%的选票。自2019年起，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开始发酵，在全球疫情、俄乌冲突和不善的国内政策叠加影响下，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的国家走向崩溃，并于2022年7月宣布国家破产。深刻的经济危机改变了民众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传统政党在面对危机中不得不采取不受民众欢迎的紧缩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危机，但是仍然缺乏对斯里兰卡未来的革新方案。本文由对斯里兰卡贾夫纳大学社会学学者阿希兰·卡迪加马的两篇访谈构成，对改变斯里兰卡国家内外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抗议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我们理解左翼政党在斯里兰卡的崛起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背景。
访谈上篇介绍了斯里兰卡在1970年代和2009年后的两波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斯里兰卡经济的影响，自由化和金融化政策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构成当前危机的深层根源。从这点出发，作者认为外界常常夸大地缘政治的影响，过于关注印度和中国，而不是斯里兰卡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斯里兰卡的主要风险不是所谓来自中国的债务陷阱，而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化以及与全球金融资本的融合。斯里兰卡的问题在于内部缺少对经济政策的实质性辩论，过于依赖IMF的援助和政策处方，未能提供有效的发展替代方案。
访谈下篇讨论了经济危机如何演变成为政治危机以及当前民众抗议的特征和走向。民众的抗议斗争主要发生在城市，但波及面极广，中产阶级罕见地参与了抗议，甚至泰米尔社群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也参与其中。两年后回顾，可以说，针对以拉贾帕克萨家族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阶层的抗议，催生了今天斯里兰卡民众在投票中的选择。
2022年斯里兰卡国家破产后，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的紧急援助、缓解债务危机，前总统维克拉马辛哈曾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此次迪萨亚纳克当选总统后面临的最核心挑战将是如何与IMF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以及平衡保护民生与恢复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于斯里兰卡来说，这注定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选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访谈原刊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m&Himal: Southasian，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论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与民众抗议
文｜Ahilan Kadirgamar
翻译｜李半田 & 述垚
来源｜Himal Southasian &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 斯里兰卡新总统迪萨纳亚克宣誓就职。图源：互联网
1 重新思考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
问：您如何描述斯里兰卡今天面临的经济挑战，斯里兰卡政治经济中哪些长期趋势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局势？
卡迪加马：这是斯里兰卡自1948年独立以来所面临的最具破坏性的危机。目前形势与1930年代相似，当时斯里兰卡不仅受到大萧条的打击，而且面临一场痛苦异常的疟疾危机。尽管新冠大流行引发医疗紧急情况和经济大衰退，但目前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比大流行更广泛、持续时间更长。
自1970年代后期自由化以来，斯里兰卡经济一直很容易出现危机。它是南亚第一个进行结构调整并走上新自由主义轨道的国家。贾亚瓦尔德纳（J.R. Jayewardene，1977-1978年任斯里兰卡总理，1978-1989年任斯里兰卡总统）政府推进“开放经济改革”的方式是镇压少数族裔和打击工会与左翼。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解雇，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几乎没有劳工组织的空间，工人运动至今仍未恢复。
在西方资本流入的推动下，始于1970年代末经济开放的经济泡沫在1982年开始逐渐消退。1983年7月的可怕大屠杀（译注：1983年，僧伽罗人因报复猛虎组织袭击活动而发起对泰米尔人的屠杀）是贾亚瓦德纳政权试图转移人们对经济衰退的关注。然后，随着内战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无法继续全速前进，因为国家的优先事项转向管理战时经济。在此背景下，在长达26年的旷日战争中，全球资本对斯里兰卡失去了兴趣。2009年底，随着战争结束和拉贾帕克萨政权强加的威权稳定，全球资本大量流入，尽管是出于投机目的。
十年前，我将内战后的政治经济变化——威权政权及其亲市场政策——描述为斯里兰卡的第二波新自由主义。正是第二波金融化浪潮将斯里兰卡推入了当前的危机之中，尽管新冠疫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关于经济危机的公开讨论似乎涉及从农业政策、贸易法规到货币政策和外国信贷等许多广泛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将经济衰退的某些症状与其原因区分开来？
卡迪加马: 过去几十年的一揽子经济政策几乎影响了每个部门，影响经济不同方面的各种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以自由化之后的农业政策为例，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持续下降。此外，这些政策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增长率，农业贸易的自由化增加了农产品的进口。斯里兰卡的宏观经济政策试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在外国资本的支持下为旅游业进行房地产投资，但却损害了小规模农业和粮食自给率。因此，我们需要分别看待农业等各个部门的情况，但也要理解这些部门的变化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配套的结果。
问：似乎普遍认为，斯里兰卡本已脆弱的经济地位因疫情而显著削弱。本届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哪些宏观经济和政策立场？您如何评价这些政策？
卡迪加马：即使在疫情对经济的压力已经变得明显，政府仍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们不断重复2019 年选举宣言——“繁荣与辉煌的远景”，就好像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毫无影响。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似乎只热衷于巩固权力并推动他们认为通过金融化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例如斯里兰卡第20次修改宪法扩大总统行政权力，并颁布《港口城法案》，旨在填海建出一座金融城。直到2021年年底颁布下一年财政预算的时候，他们才终于承认，整个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
感知到危机的人们开始寻找其他途径来稳定他们的经济状况，包括转向农业，但2021年初突然禁止进口化肥的政策削弱了这种努力。在疫情和封锁中，劳动人民、尤其是日薪家庭，因收入流的减少而遭受重创，但是斯里兰卡人民获得的救济极低，即使是和其他南亚国家相比。
问：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意见领袖是如何讨论和辩论这场危机的？观点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反映出国家内部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分歧？
卡迪加马: 关于经济的实质性辩论很少。虽然政府公开声称不会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但他们实际上正在探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触的途径（译者注：截止当前，斯里兰卡已经与IMF成第一轮谈判，为获取IMF援助，斯里兰卡将于8月向IMF提交债务重组计划报告）。大多数政治家甚至分析人士都像往常一样相信IMF和中印的支持可以解决斯里兰卡的严重危机。然而，鉴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堪比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我们需要彻底抛弃过去的政策。但这并没有发生。斯里兰卡的经济学家变得懒惰，只会依赖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提出的政策处方，他们已经失去了应对这一历史性危机的挑战的能力。IMF可能只提供20亿美元左右或最多30亿美元的贷款，但2021年斯里兰卡的贸易逆差为81亿美元。那些推动IMF谈判的人认为，斯里兰卡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以弥补贸易逆差，直到旅游业回暖。实际上，借贷成本将超出斯里兰卡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在美联储将提高利率（译者注：美联储6月份宣布加息75个基点）、全球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此外，在资本市场上举债和债务展期只会延长困扰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
问：最近，关于“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是否能准确描述当前政府的经济政策，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斯里兰卡政府在某些方面实施了价格控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您如何描述斯里兰卡政府的经济政策，它是否是大家认为的那样非黑即白？
卡迪加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斯里兰卡缺乏政治经济学学术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因此很少有人从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化工作。只有当我们在全球背景中观察本土情况，我们才能理解以新自由主义框架分析我们的经济环境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还没有认真对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大量文献。在全球南方许多其他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一些阻力，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关于替代方案的辩论也随之出现。例如，在印度，新德里经济研究基金会管理的MacroScan网站所发表的研究，提供了不同于经济学中的保守和主流立场的另一种替代方案。在斯里兰卡，这种替代方案几乎不存在。
我认为，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里兰卡历届政府一直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一揽子政策，这种趋势在2009年战争结束后加速。此外，尽管历届政府的政策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但新自由主义愿景塑造的主旨仍然相同。例如，拉贾帕克萨政权在福利主义和农村振兴的言辞中隐藏了其对市场高度友好的政策。然而，当我们看到他们对金融部门的优待和对关键公共部门的低投资时，他们的新自由主义偏见不容忽视。
问：过去几个月里，国际媒体对斯里兰卡的经济进行了相当多的报道。你认为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如何？你对此类报道有什么有趣的观察结果，尤其是考虑到印度洋地区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卡迪加马：我一直认为国际报道过于重视地缘政治，重点关注印度和中国，而不是斯里兰卡的实际情况。这是国际媒体和智库的肤浅分析，当斯里兰卡知识分子将其简化为这样的地缘政治框架时更是如此。几年前，我强调，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债务陷阱，而是欠资本市场的主权债务，因为斯里兰卡欠中国的外债只有10%，但欠全球资本市场的主权债务高达40%。我认为，正是斯里兰卡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化以及与全球金融资本的更大融合将把斯里兰卡推入更深的危机。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但在当前危机中，所有人都开始关注主权债券。
▲ 斯里兰卡外债构成，图源：dw
回到五个世纪的殖民主义时期，斯里兰卡的经济一直受到地缘政治操纵的影响，它如今仍然是一个易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经济体。因此，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一直对斯里兰卡有着巨大影响。虽然我们要在全球大势中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分析斯里兰卡经济在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其简化为一个全球故事。我认为这也是左翼部分的问题，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就能够解决斯里兰卡的阶级问题。
问：最近，评级机构惠誉和标准普尔下调了斯里兰卡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据说这反映了斯里兰卡无力维持足够的外汇储备。这样的评估有多准确？我们该认真对待它们吗？总的来说，您对评级机构的政治立场有何看法，以及它们对经济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卡迪加马：评级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的融资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在过去四十年里，全球金融资本一直处于霸权地位。因此，评级机构并非中立，而是在引导全球资本流动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们的评级导致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如果评级下降，斯里兰卡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债券市场将要求斯里兰卡债券获得更高的溢价，从而更难获得外国贷款。
问：斯里兰卡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政府是否有办法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并保护那些可能因紧缩政策而面临贫困的人？
卡迪加马：斯里兰卡的进口比出口多80%，这意味着，无论政策如何，如果任由外部市场自发调节，实现收支平衡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限制进口，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食品、药品和中间产品（包括生产、国内消费和出口所需的燃料）等必需品。为了优先处理此类进口，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公共分配系统，由国家负责进口。从事进口的私人贸易商不会优先考虑（这类商品），如果奢侈品的利润率更高，他们就会转向进口奢侈品，就像过去两年那样。
拉贾帕克萨在2019年选举后不久采取的减税行动使政府收入下降到占GDP 9%的历史低点。因此，政府无法在这场毁灭性的危机中向人民提供救济。在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公众来说都很难负担，政府应该实施财富税，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样既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可以用于国家投资，创造需求，刺激生产，摆脱经济危机。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上借鉴的话，情况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两个选择。在这场危机中，凯恩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手段，一种以社会福利国家为顶峰的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拯救了资本主义。现在的情况与当时何其相似，问题是斯里兰卡是否愿意跳出思维定势。无论我们是否乐意，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包括全新制度的出现，比如20世纪30年代危机后的食品补贴、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体系，或是70年代危机后国家和社会的新自由主义重组。
我们已经目睹了各种不同主张和要求的瓦解，愈演愈烈的工会斗争和农民抗议都说明了这一点。未来的发展轨迹将取决于劳动人民如何提出挑战，以及精英和统治阶级如何应对危机。在斯里兰卡，过去四十年里，精英阶层的挥霍无度，包括他们的不公正积累和炫耀性消费，是以在服装厂、茶园以及作为移民家庭和非正式工人的劳动者的痛苦为代价的。但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是一场隐藏在新冠疫情之下的阶级斗争，它与经济危机一起酝酿，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2 斯里兰卡的民众抗争
（原编者案）斯里兰卡正在经历独立近75年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外汇储备近乎枯竭，待偿债务不断攀升，货币卢比大幅贬值，斯里兰卡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对普通的斯里兰卡人来说，大多数必需品都处在短缺状态——包括主食、燃料、奶粉和药品等；进口也受到很大影响；经常停电12小时以上；更不用提各种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从中产阶级的热门标签#gotamustgo（“戈塔必须下台”）开始，针对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及其领导下的家族政权的抗议活动每天都在上演。目前，抗议活动已蔓延至大部分工薪阶级和穷人。政府将这视为一种特殊的威胁，并加大了镇压力度，动用武装警察驱散和平抗议活动，并向拒绝离开街道的抗议者射击实弹。5月初，戈塔巴雅的兄弟，也就是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在一天的暴力事件后被迫辞职。在这起暴力事件中，执政党相关财产受到广泛攻击，并造成5人死亡。数千名示威者不顾紧急状态和宵禁，冲进总理官邸。官邸中的一辆卡车被烧毁，并有枪声传出。在另一起暴力事件中，一名议员向两个人开枪射击，致使一名27岁的男子死亡，该议员自己也没能幸免于难。前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将此番抗议浪潮描述为类似“阿拉伯之春”。当骚乱在4月开始加速时，他曾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我见过暴乱，见过战争，也见过罢工，但这次不同。这是一种愤怒和痛苦的爆发......整个系统正在瓦解。”
▲ 拉贾帕克萨兄弟。图源：互联网
维克尔马辛格现在第五次重返总理职务，他正致力于组建新内阁以应对下一波危机——这一危机肯定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的要求下出现新一轮的紧缩政策。但大多数政党都清楚地意识到抗议活动尚未结束，并希望避免因加入新政府而受到牵连。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总统拉贾帕克萨——在撰写本报告时，其总统权力已受到完全削弱，但仍然在任（2022年7月14日，拉贾帕克萨宣布辞职并逃离斯里兰卡，维克拉马辛哈随后出任代理总统）。
问：你能描述一下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为应对危机而兴起的抗议活动吗？
卡迪加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抗议，主要是抗议正面临着的经济困难，但也是为了反对执政的拉贾帕克萨政权。经济陷入了困境，这是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必需品都出现了短缺——从燃料到食品和奶粉，所有东西都快要用完了，进口受到了巨大影响。同时，工资也在下降——尤其是那些拿日薪的人。
抗议规模和民众情绪与两年半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在2019年11月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如今的他完全丧失了合法性，面临着民众的一直呼吁——整个拉贾帕克萨王朝都应该“下台”。这种感觉和阿拉伯之春很像。但是，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这种感觉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除了呼吁拉贾帕克家族下台，还能怎样？在这之后呢？
胜选后，拉贾帕克萨的地位得到加强。他通过任命前将军来领导文官部门，并将自己精心挑选的秘书委派到各个部门，从而使文官部门军事化。尽管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但拉贾帕克萨仍然坚持在2020年进行议会选举，并凭借强烈的反穆言论进行社会动员。在赢得议会选举后，又试图进一步巩固总统权力。在斯里兰卡已经拥有一个强力总统的情况下，拉贾帕克萨还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通过调动议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来扩大总统权力。下一个重大行动是《科伦坡港口城法案》（Colombo Port City Bill），这是为离岸银行等创建金融中心的尝试的一部分。这种金融化一直是政府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拉贾帕克萨执政的头一年半里，阻力就已经越来越大了，因为政府完全无视民生疾苦。拉贾帕克萨上台后四五个月，新冠疫情就席卷而来。看看2020 年的数据就明显：许多其他南亚国家的防疫支出在GDP的 1.5% 到 2.5% 之间，但斯里兰卡仅投入了GDP 的0.8%。人民被忽视了。社会上的无声抗议越来越多，尽管大多数人没有公开表达不满，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政府的怨气。有时候，即使是在疫情最危急时负责提供疫苗和实施封锁的军队都面临着农村地区的愤怒。社会氛围越来越紧张，最后在政府试图推动科特拉瓦拉将军国防大学法案（Kotelawala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Bill）时爆发了。在斯里兰卡，所有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也有免费教育的制度。但是，这个法案是希望将公立大学加以军事化和私有化。教师工会带头反对这项新的立法，其他工会也加入了这场斗争。迫于强大的反对力量，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项法案，尽管本可以利用议会中的简单多数通过该法案。因此，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下，一场强有力抗议浪潮形成了。大概8个月前，拉贾帕克萨政府就已经失去合法性了，领导层也一直试图通过改组内阁来应对这场危机。
遗憾的是，如今斯里兰卡的评论家们仅仅停留在对过去两个月的抗议活动的关注，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种不满情绪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在不满情绪的烘托下，人们逐渐加入了抗议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也开始参与，而此前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几乎不会参与抗议活动。事实上，中产阶级通常都会抱怨学生和其他抗议团体扰乱了交通秩序。但严重的商品的短缺让中产阶级加入到抗议活动当中。这场运动的波及面太广了，这也使包括工人在内的其他群体也有了游行示威的胆量。
直到前几个月，工会还没有真正介入并主导抗议活动，所以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除了“戈塔下台！”这个主要诉求之外，抗议活动一直都缺少方向指引。然而，在过去的几周里，工会已经开始适当参与。4月28日，超过1000个工会举行了罢工。今年的“五一”抗议活动是对工会力量的考验，有消息称5月6日会进行大规模罢工。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表明，劳工运动正在介入并予以年轻人们支持。
工会的加入可以给抗议活动稳定性和方向性的指引。我担心的是，如果抗议活动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就有可能被各种力量劫持。关键问题是，如果总统真的下台了怎么办？然后呢？工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非常关键。
问：种植园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农民此时也加入了运动吗？
卡迪加马：公开地说，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斗争都发生在城市里，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农民和渔民希望看到他们关心的问题（指经济困境）能得到解决。但目前还不现实。“戈塔下台”是政治要求，但现在的抗议活动与解决经济问题之间出现脱节。这场运动源自经济危机，但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大多数人，比如反对派政党，都赞成继续走拉贾帕克萨家族的老路，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贷款协议和紧缩措施进行谈判时格外明显。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任何的批评，工会也没有。
问：是否有迹象表明运动中出现了新的领导层？
卡迪加马：被怀疑的不止是拉贾帕克萨家族，实际上是整个政治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抗议者要求政治家不要到主要的抗议地点来。同时，各个政党也都在进行社会动员，主要反对党团结人民力量（Samagi Jana Balawegaya）和极左翼政党人民解放阵线（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近几个月都在组织大型抗议活动，他们都在为未来的选举做准备，但不同力量的结合也导致抗议运动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
现在的左派主要集中在工会中，因为包括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和斯里兰卡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ri Lanka）在内的“左翼”政党已经因为与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关系而饱受怀疑。学生中有强大的左翼势力，特别是十年前从人民解放阵线分裂出来的前线社会党（Frontline Socialist Party）。 这些学生一直都很激进，这也是为什么斯里兰卡仍然有免费教育的原因之一。他们最近组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抗议活动，包围了总理官邸。 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能提出结束危机的解决方案。
问：抗议活动的民族构成情况如何？斯里兰卡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多民族的抗议运动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吗？示威活动是否将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受压迫的泰米尔社区和其他种族及宗教少数群体聚集在一起？
卡迪加马：在科伦坡，僧伽罗社群是抗议活动的主力军，鉴于其规模（僧伽罗人是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这并不令人惊讶。但同时也有很多穆斯林参与其中。这很重要，因为在过去十年里，穆斯林在斯里兰卡被描绘成敌人，社会中充斥着反穆言论言论，对穆斯林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大屠杀。如今，穆斯林群体和僧伽罗人一起参与抗议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些来自斯里兰卡中部茶叶种植园的泰米尔年轻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山区泰米尔人是过去二百多年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的后代。但是斯里兰卡泰米尔社区的抗议活动却一直比较平淡。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自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分裂主义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之间的内战结束后，这些泰米尔社区已经高度军事化，因此只有社会中最有组织的部分才会出现抗议活动。其次，泰米尔民族主义者们十分忧虑带有国家和多民族议程的运动，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泰米尔政治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 因此，泰米尔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要求泰米尔人不要参加抗议活动。因此，泰米尔人在抗议活动中参与度较低是由于他们在经历战争之后不愿再参与抗议活动，以及泰米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我所在的贾夫纳大学（University of Jaffna）位于一个泰米尔人占多数的城市，但我们的教师协会和非学术人员已经举行了抗议活动。 随着危机的加剧，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泰米尔社区）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问：统治阶级是如何应对这场运动的？
卡迪加马：拉贾帕克萨政权一直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是僧伽罗民族主义佛教徒和军人，但他们也试图通过与左翼政党结盟和收编工会来强化自身。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贾帕克萨政权执政之前（2010～2015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工会的抗议活动开始增加。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试图镇压示威活动，他们将面临更大的社会反应。现在也是如此，贾帕克萨家族还是非常谨慎。他们知道抗议活动要求他们因腐败而受到起诉，但这恰恰是他们不会辞职的原因，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再有国家机器的支持。
更普遍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商业精英等——对拉贾帕克萨家族的不满也在逐渐增加，但斯里兰卡缺乏印度那样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斯里兰卡的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买办资产阶级（comprador capitalist class），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控国家权力，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相反，他们一直只是与当权者进行谈判。目前来看，关键问题并不在此，因为他们同意政府正在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拟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但是，如果抗议活动在经济上发生更激进的转变，对他们提出利益上的挑战，那就说不准了，比如在涉及到改善社会福利的时候。
问：目前的运动规模在斯里兰卡历史上有什么先例吗？
卡迪加马：类似的历史事件是1953年伟大的“哈特尔”（hartal）——这个词用于描述南亚次大陆的大规模罢工和非暴力抗议——发生在独立后不久和朝鲜战争结束时。当时主要是因为朝鲜战争推动了橡胶价格的飙升，惠及了斯里兰卡的橡胶工业，并得以从其它国家进口粮食。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斯里兰卡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国际贸易与财政收支问题，与现在的危机类似。世界银行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都建议政府削减大米补贴，政府这样做了，大米的价格一夜之间翻了三倍，从25美分到70美分。这导致了大概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当时的内阁，甚至害怕到躲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会面。但很快危机就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当时的总理辞职后，也开始了政治和经济转型，斯里兰卡远离西方，走向不结盟运动。此外，当时的抗议危机也让当局改变进出口政策，推动稻米的自给自足化，并用了25年时间从25%的自给率发展到了90%，尽管在此期间人口迅速增长。
问：你说过，抗议活动可能会扩大，因此有可能变得更加激进，那么强硬的右翼或军队有没有可能重新控制局势？
当然，这样的女特务还有，比如曾经嫁给农民，生育了8个孩子的女特务张青莲，最后核实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继续做坏事，所以被无罪释放，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不再提心吊胆。
卡迪加马：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漫长的危机中，政治变革也可能非常漫长。我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向自由派反对派的摇摆，他们的政策也是非常新自由主义的。如果他们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斯里兰卡可能会在一两年内转向右翼民族主义。这一次，崛起的可能不是拉贾帕克萨家族，而是一些其他的民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可以动员军队和其他沙文主义政客。
问：你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可能会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带来新一波的紧缩政策？
卡迪加马：新一轮的紧缩政策已经开始了。一个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斯里兰卡卢比汇率浮动——现在已经浮动了——这导致了卢比的大幅贬值，从一美元兑200卢比贬至现在的350卢比。随之而来的进口成本的提高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结果是，汽油和面包价格翻了一番，烹饪用的液化天然气几乎翻了三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已经这样做了——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利率提高了一倍多，达到14%——这限制了农民的信贷。农村居民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紧急资产是他们的黄金首饰，而典当品的利率已经上升到25%。因此，将会出现大规模的不动产剥夺，农民无地可种，珠宝也都被典当了。政府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削减开支和税收来平衡国家预算，这很可能意味着提高间接税，包括增值税等购买税。这将再次给劳动人民和穷人带来更多负担。道路已经确定，财政部长已经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政府部门立即停止各种公共项目，并尽可能削减补贴。
*文章原刊于Himal Southasian和International Socialism，限于篇幅短线杠杆，文章有所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